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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,宁波人是怎样防治“时疫”的

时间:2020-03-12 来源:应燕君

我院田永官老师在宁波日报发文,助力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防疫工作。以下为发表全文:

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未停止过,回顾近代发生在宁波的疫情,分析其背后的特点,研究和总结其中的防治措施和人民的应对举措,对当下应有所裨益和启迪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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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华美医院在近代“时疫”防治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。1954年,华美医院改名宁波第二医院,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。图为华美医院旧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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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牛痘局”在春季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

 

近代发生在宁波的“时疫”有何特点?

据文献资料记载,近代宁波疫情频繁,每年七八九月是疫情高发期。疫情暴发后,经过一定的药物治疗,大部分在当年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,因为这些疫情带有季节性,所以人们称之为“时疫”。

为何夏秋是疫情高发期?主要是宁波处于东海之滨,夏秋之际正是一年中高温时期,也是台风最多的季节。台风带来的高强度降雨,将原本埋藏于地下和深山的病毒细菌带到了人类生活的区域,加之高温以及潮湿的环境,给病毒和细菌提供了滋生的温床。据《申报》报道,1918年至1929年,每年夏季宁波均有不同程度的“时疫”发生,特别是台风过后,防疫形势更加严峻。季节性、长期性以及可控性,是近代宁波疫情的显著特点。

宁波人对“时疫”的认知有何转变?

疫情发生后,往往会在人群中造成极大恐慌,受“天人感应”“因果轮回”等宗教观念的影响,人们往往认为是人不敬神明,所以神明降下瘟疫惩罚人类,只要人类重新敬拜神明,疫情就会过去。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,疫情暴发之后,人们第一反应是要“敬神”,或集资或由富户单独出资,举办仪式,敲锣打鼓编制各式旗帜,请人抬神像游街,意图赶走瘟疫。

随着中西方交流增多,医疗技术的进步,特别是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,许多人意识到这些仪式于事无补,人群大量聚集还会导致病毒交叉感染。到了清末,官府和开明人士均要求禁止在疫情发生后举行此类仪式,19世纪80年代,宁波暴发了多次比较严重的疫情,宁波官绅一方面积极救治,同时颁发布告,禁止私自举办迎神赛会,此后这类仪式的举办须先获得官府批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普及,疫情期间举办大规模迎神赛会驱逐疫病的行为明显变少。1918年的“时疫”暴发,人口不宁,但“往招宝山进香者顿形寥寥,本埠小轮上午仅开镇海、瑞运、镇北轮船三艘,共计搭客不满七百名,较之二六两月香期不到十分之三”,人们自觉减少出行避疫,可见一斑。宁波人这种认知的转变,也是近代国人疫情防治观念转变的一个缩影。

宁波人应对“时疫”有哪些举措?

 一、种痘抗疫。1796年,琴纳发明的近代牛痘种植技术传入中国,宁波较早推行了种植牛痘防疫,每年在奉化和四明山的深山培植牛痘,到夏季时运出,在人体种植。为了更好防疫,19世纪60年代,宁波在郡庙土地祠设立了“安怀局”(俗称“牛痘局”),取“老安少怀”之意。牛痘局为公益性质,主要救治对象为“老稚子无依者”,每年定额25名,后根据需要名额有所增加并惠及贫困者。该局常年经费约两百元,主要来自太守边仲思拨公款洋银三千元“存典生息”以及宁波士绅的无私捐赠。“牛痘局”延请天台赵兰亭为种痘医生,赵兰亭在两浙颇负盛名,被称为“两浙名手”,著有《牛痘三要》一书。“牛痘局”前后存在数十年,是近代宁波存在时间最长的公益防疫机构,为宁波人的健康和防疫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。随着知识的普及,宁波开始越来越重视通过西医开展“时疫”防治,近代宁波著名的华美医院在“时疫”防治方面也做过很多贡献。

二、宣传普及卫生知识防疫。疫情的发生,与不注意卫生或者生活环境脏乱有很大关系。宁波人很早就开始注意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。台风、暴雨过后以及高温天气,经常能在当时最畅销的《申报》上看到相关消息。1923年,宁波青年会鉴于卫生之紧要,联合宁波各团体成立“宁波城市卫生促进会”,致力于宁波城市卫生的改善,在“江北岸城内等处,添置垃圾桶二百只”,同时通过“轮流开会,演讲展览,分送印刷品”等形式开展卫生运动,普及卫生知识。“宁波城市卫生促进会”下设调查股,负责“调查全城垃圾桶粪坑污秽河沟”,如有妨碍卫生之处,则报请警察厅予以取缔。当时舆论有“宁波地方苟能每年举行卫生运动一次,使一般人民明了卫生之紧要,转辗宣传,吾恐数年之后,城市卫生不讲而自讲矣”,而事实亦是如此,经过各界的努力,20世纪20年代后期,宁波卫生状况极大改善,“时疫”也逐渐减少。

三、设立“时疫医院”施药防疫。进入20世纪,通过医院对“时疫”进行治疗,日益成为宁波人的共识。有鉴于宁波“时疫”的长期性和危害性,经商致富的宁波帮人士在宁波各地设立了大量临时性“时疫医院”,其代表人物有虞洽卿、严康懋、张天锡、胡叔田、朱葆三等。“时疫医院”也为公益性质,看病者一律不付诊费药费,还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粮食和食物。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,“时疫医院”是宁波防疫的主要组织形式,取得非常可观的效果,造福了宁波人民。

除此之外,会稽道尹黄函之在任时,“每至夏季,必施各种药品,以惠贫病”。他离任之后,甬埠士绅裘光炽、杨槐堂、陈鼎煊等人鉴于“一般贫民,求药无门,莫不兴感”,在1925年夏发起成立“思黄堂”,纪念其为政善举,同时出洋二千元,备置当时最为有效的防疫药“十滴水”二万瓶,分别送往人群聚集量大的“甬属各监狱各工厂”。良好的防疫体系和传统,在各方协同之下形成。

宁波防疫历程背后有何启示?

近代宁波的“时疫”防治,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:

其一、疫情发生十有八九与人们不注意卫生、生活环境脏乱有关。虽然今天我们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,卫生知识相比过去更加普及,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衍生性问题也非常严峻,“疫由口生”“病从口入”的事时有发生,卫生与饮食还应格外注意。

其二、预防永远是第一位。特别是“灾后疫”“疫后疫”的防治工作。几千年来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历史表明,病毒的危害性很大,但终究是可以抵御的。我们应该相信科学,用科学应对“时疫”,在一次次防疫过程中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,深化我们的认知,提高防治能力。

其三、发挥社会力量,全民战“疫”。疫情发生之后,其影响是全方面的,党和政府毫无疑问是疫情防控的中坚力量和责任主体,但仅依靠政府、团体或者个人,很难取得好效果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,运转机制也更灵活,重视民间力量让其参与防疫工作,不啻为重要的防疫手段。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通力合作,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,近代宁波士绅特别是宁波帮人士参与“时疫”防治,就是很好的例子。